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反腐败斗争从未停歇******
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专家认为
反腐败斗争从未停脚歇步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了2022年最后一条执纪审查信息,主角是黑龙江省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康晓峰,退休9个月后落马。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发布的信息梳理,包括康晓峰在内,该栏目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58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的执纪审查信息,其中,中管干部32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137人,省管干部410多人,人数均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之最。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数据昭示,党中央一直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坚决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专家认为,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数据还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开局奠定基础,我国将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
持续打“虎”拍“蝇”
久久为功推动下去
康晓峰是黑龙江鹤岗本地人,19岁参加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升任鹤岗市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又经过多个领导岗位的锻炼,于2016年12月担任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2022年3月,康晓峰到龄退休,年底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成为年度最后一名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
2022年1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原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傅希。
傅希出生于1975年7月,云南昆明人,曾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务,2019年9月开始担任西双版纳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3月,在《云南省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中,昆明市长腰山过度开发、铭真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严重破坏滇池生态系统完整性问题,涉及云南省管干部22人,其中包括时任昆明市晋宁区委书记的傅希。
2022年9月,傅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信息称:傅希背弃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无视党纪国法,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等。2022年11月,傅希涉嫌受贿罪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显示,2022年,总计有410多名省管干部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张永泽,时间是当年1月8日。2022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信息,张永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包括张永泽在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32人,数量为党的十九大以来之最(2018年23人,2019年20人,2020年18人,2021年25人)。
此外,2022年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总计有137人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这意味着,整个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发布580多名领导干部执纪审查信息。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看来,2022年,党中央坚持以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数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宋伟觉得,根据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反腐败从未停脚歇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
“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反腐败,用事实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把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奠定基础,久久为功推动下去,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彭新林认为,未来5年,党的自我革命决不会停一停、歇一歇,将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以勇于自我革命赢得历史主动。
运用专项整治方式
清除各领域“蛀虫”
2022年12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局长张务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张务锋,山东莱芜人,“60后”中管干部,曾任山东省临沂市市长、山东省副省长等职务,2018年3月出任新组建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6月,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双开”通报称:张务锋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违规提拔调动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规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纪法意识淡漠,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银行贷款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粮食系统领导干部11人,例如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宝义、重庆粮食集团原董事长胡君烈等。
2022年1月发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称,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其中包括,“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
庄德水认为,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守好国家和人民的“粮袋子”,具有重大政治战略意义。因此,必须推进粮食购销领域反腐败工作,通过反腐败清除粮食购销领域的“蛀虫”。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专项整治是2022年反腐败的工作重点,上述数据也体现了专项整治的成果。
在庄德水看来,这也正是2022年反腐败的一个特点,即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运用专项整治方式,以点带面推动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其他反腐败重点领域还包括对年轻干部从严教育管理监督。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等。
“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也是2022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银监系统干部50人;此外,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也相继被执纪审查。
宋伟表示,2022年的反腐败工作,精准化水平不断提升,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腐败问题的整治和查处更加明确,对腐败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反腐败的治理成效得到了全面提高。
据彭新林观察,2022年反腐败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用“全周期管理”方式系统推进。即把治理腐败当作一个整体,不仅注重惩治威慑,也做好制约监督、教育引导,将查办案件、加强教育、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为一体,系统施治、标本兼治。
“过去一年反腐败斗争锋芒所指还包括严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如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就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混杂、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最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之一。”彭新林说。
相关规定陆续出台
制度保障标本兼治
2022年12月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的6起享乐奢靡典型问题,广西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思敏被点名。
通报称,2017年至2022年,李思敏先后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在公司食堂的“一桌餐”及在高档酒店组织的宴请;与家人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旅游安排;收受私营企业主送给的高尔夫球杆,先后多次接受打高尔夫球活动安排;先后多次因私使用广西科技大学公务车辆。
2022年6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李思敏被执纪审查。一个半月后,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记者统计显示,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点名通报高校领域省管干部20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深化中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中管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定位、职责权限,突出政治监督,强化纪律检查职责、赋予监察权。
庄德水认为,这意味着,2022年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朝着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又迈出一步,随着中管高校、省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释放了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信号。
2022年1月1日,监察官法开始实施。
“监察官法的意义在于,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保障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监察官合法权益,推进高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建设,推进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赋予监察官法律地位,使监察官的权责得以明确。”庄德水说。
此外,2022年1月,《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印发,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产生运行、任务职责、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范;同年2月,《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印发,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年9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印发,为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等。
在彭新林看来,2022年,一系列反腐败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的出台,为完善反腐败规范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实现反腐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持。
宋伟认为,目前,我国反腐败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反腐败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的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并且不断将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推进反腐败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法治日报)
影像为媒,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艺观潮】
作者:王华(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郎玉茁(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航拍纪录片《航拍中国》新疆篇、西藏篇等,从空中视角俯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展示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带来视听和心灵的双重震撼。芒果TV自制的纪录片《石榴花开》融合“网络直播”“VLOG日记”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政策关怀下取得的巨大成就,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近年来,一批以纪实影像记录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变化、人文景观和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情况的纪录片作品因新颖的切入视角和表现形式,获得了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点赞。总结这些案例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推进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传播精准深入,应创新创作理念,结合新媒体传播形式,建构多维立体的内容体系。
纪录片《指尖上的藏族》剧照。资料图片
传播内容细分:呈现层次更加丰富、面貌更加多元的少数民族生活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以记录某一个民族的民风民俗为主,发挥文化记录保存的“民族影像志”功能,诸如《最后的山神》等作品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新时代以来,随着创作理念的转变,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叙事风格和叙事题材发生转变,在创作中秉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走进大众视野,《告别贫困》中少数民族搬进了宜居的楼房,唱起“栋栋高楼平地起,休闲广场真热闹”的歌谣。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传承发展成为纪录片创作关注重点,《指尖上的藏族》这部代表作强调因时制宜的重要性,点明“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结合中创新发展才是长远之路”的理念。随着纪录片主题不断丰富,大家看到的不再是孤立静止的民族个体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的多民族互动跃然荧屏。
不仅如此,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涉及的领域也呈现多维格局。《隆林儿女》《苗寨八年》等从小处着手,通过展现普通人经济生活的变化,逐步破除人们对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生活贫困”等刻板印象,折射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稳步增长的崭新面貌。少数民族群像是由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汇聚起来的。大众不仅想看到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宏观发展面貌,也希望了解少数民族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所以,《我从新疆来》《我从云南来》等从微观入手,通过“一带一路”背景下寻求机遇和爱情的商人,为了梦想或家庭而回到家乡创业的年轻人等普通少数民族同胞的人生故事,展现当代少数民族爱国爱家、爱岗敬业、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传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要讲好少数民族故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还可以进一步调整传播内容的比例结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引导下,呈现层次更加丰富、面貌更加多元的少数民族生活。
纪录片《指尖上的藏族》剧照。资料图片
传播理念创新:内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外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十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加速演进,在向少数民族内部观察的同时,也开始把视野拓展到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讲述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的生动故事,成为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传播理念的一大特色。
纪录片从不同层面展现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层次多维度的共同发展。比如《村庄十年》从60多万个行政村里挑选出10个典型村庄,以鲜活的个体故事充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村庄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中“千年一跃”一集讲述了住在深山中的民族独龙族以建立合作社的形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彻底摆脱了千年的贫困记忆,走上乡村振兴新征程。《西藏 我们的故事》通过西藏交通建设、脱贫搬迁、养老保障、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故事的讲述,表现世界屋脊上“一跃跨千年”壮丽巨变背后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还有一些纪录片从国际视野出发,表现能够引发全球观众心灵共鸣的内容。中日联合拍摄的纪录片《宝藏》便是如此。从小处来说,该片不仅让海外观众为云南雪域高原的壮美深深折服,更被当地的传统艺术文化深深吸引。从大处来看,该片的热播体现了世界观众对人类共有文化宝藏的珍视。正如片中人物卓玛对外界盛赞家乡“宝藏”的看法,“大家想要追寻的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区域的东西,而是属于人类共同的东西”。由此看来,少数民族故事还能内外兼有,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实践相结合,对内呈现少数民族发展新面貌,对外展现中华民族时代担当,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力量。
纪录片《指尖上的藏族》剧照。资料图片
传播效果导向:微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微创作呈现出新的美学样态
为了与当代受众和用户碎片化、即时化、多样化的行为习惯、审美喜好不断适配,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还呈现出一种“微”趋势。
《布依守艺人》等便是“微形态”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内容可能是一项传承多年的手艺,可能是一项风俗习惯,又或者是一些充满民族智慧的古文典籍。虽然内容不一样,但都篇幅短小,借助视频平台的“短平快”传播特质,迅速传播,为更多受众尤其是年轻人津津乐道。还有一些“微形态”纪录片重视民族文化的创新传承,凸显民族文化在当代土壤中生根发芽又与流行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方式和传播渠道更加灵活,创作主体从主流官方媒体、专业制作公司,拓展到个体内容生产者。纪录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闭合状态,观众也成为纪录片的叙述者。比如说,某短视频平台用户自行拍摄了一集有关摩梭人的纪录片,从游客的视角去探寻“神秘世界”。虽然制作水平比不上专业水准,视频场景转换不是很流畅,但在网上引起了较多关注。《我是云南的》更是凭借独具特色的民族方言,加上节奏感强且又魔性的音乐,在网上引起一波民族方言秀热潮。人人都可以成为纪录片的创作者,这推动了艺术大众化发展,填补了传统纪录片关注领域的空白,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创作到传播每个环节都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总而言之,讲好少数民族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只是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使命,也是整个纪录片创作努力担当的职责。从这个角度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拓宽自身维度和视野的同时,为整个纪录片行业在创作理念和传播渠道等领域实现创新突破提供了有益启示。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5版)